围攻TikTok:重新上演的“李文和事件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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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攻TikTok:重新上演的“李文和事件”

在众多对着TikTok反攻倒算的议员中,共和党众议员麦克·加拉格尔 (Mike Gallagher)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。

作为“TikTok法案”的始作俑者,早在2022年,加拉格尔就在华盛顿邮报刊发了署名文章[1],称“TikTok是让孩子上瘾的数字芬太尼,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”。

身为铁杆鹰派,SHEIN和Temu也进入过加拉格尔的战略轰炸范围。但在中国话题上,这位同志其实是半路出家。

现年40岁的加拉格尔毕业于普林斯顿,主攻西班牙语,后来转向阿拉伯语和地缘政治研究。在中情局出身的导师Frederick Hitz的指导下,加拉格尔完成过一篇长达117页的毕业论文:《应对中东非对称威胁的新方法:从战斗到胜利》。

夯实理论基础后,加拉格尔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,两次被派往伊拉克的安巴尔省积累实践经验。当完七年兵,加拉格尔又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,方向是战略情报学与国际关系。

2015年加拉格尔博士毕业,正准备在老本行大展拳脚,结果恰好赶上美国中东战略大转向,相继从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撤军。寒窗苦读的加拉格尔顿时拔剑四顾心茫然,前路一片模糊。

就在此时,一个新的目标出现了。

政客也需要蹭热点

搞政治和找工作都要选对赛道,加拉格尔险些在这方面吃亏。

在伊拉克期间,加拉格尔结识了一位名叫马修·波廷格的媒体老师,面对后者对中国的浓厚兴趣,加拉格尔一度不解[13]:“他为何要浪费时间学习普通话和关心中国”。

然而凭借一口流利的中文,马修·波廷格一路高升,官至特朗普政府对华事务的最高负责人,也为一度立志成为“当代阿拉伯的劳伦斯”的加拉格尔指明了方向。

拿到博士学位后,加拉格尔迅速切换赛道,在美国对华议题泛滥到通胀的背景下,外行出身的加拉格尔硬是靠着深耕赛道,赛出了风采。

2016年,加拉格尔顺利当选众议员,此后一路连任,并在2023年成为华盛顿最年轻的国会委员会主席,一度被共和党招募,参选更具实权的州参议员一职。

长期关注他动向的美国媒体人,评价其[14]“在国会成功开辟了赛道,成为党内冉冉升起的人物”。

没选对赛道的政客就像没被纳入指数的股票,前者没有影响力,后者没有交易量。加拉格尔深知自己因何走到今天,因此当TikTok风波再起,他果断加入了这场围剿。

而在这场大戏中,参与并分食政治利益的政客,远不止加拉格尔一人。

议员参与热点话题创造声望,随后将声望变现,是美国政坛的老传统。

2021年,Facebook用“六位数的薪水”[15],从参议院挖来了政策专家约翰·布兰斯科姆 (John Brancome)。此人曾任职互联网小组委员会,专攻科技公司反垄断。经过旋转门一番腾挪,过去谈判室两侧的敌人,扭头就成为了一个战壕里的弟兄。

在TikTok的风波中,“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”官员雅各布·赫尔伯格 (Jacob Helberg)为了禁止TikTok,过去一年面见了一百多名议员[2];司法副部长丽莎·摩纳哥为法案出工出力,成为关键的技术指导。

两人虽然官阶不同,但都曾为私人部门工作过。

赫尔伯格曾为谷歌效力,而丽莎·摩纳哥则曾是国际律师事务所O’Melveny & Myers的合伙人,为埃克森美孚、苹果公司等势力庞大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。

围攻TikTok:重新上演的“李文和事件”
Jacob Helberg

当无数的政客需要储备影响力以待日后变现,各种各样的需求就会形成合力,TikTok刚好成为了那个无辜的靶子。周受资在面对媒体诘问“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”的画面,就突然有了种荒诞的无力感。

当一件事收益极大、参与者众时,它极大概率不止一次上演。

如何制造假想敌

TikTok事件有一个如出一辙的镜像:上世纪90年代的李文和事件。

李文和在1974年入籍美国,并在4年后加入了由“原子弹之父”奥本海默建立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,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美国核武器库建设。

上世纪末,“中国威胁论”甚嚣尘上,联邦调查局开始密切关注中国的军用武器进展,认为中国“肯定偷了机密”。这时,华裔血统、研究核物理、两次造访大陆的李文和,成为了完美的嫌疑人。

随着《纽约时报》将调查曝光,大量媒体跟进报道渲染,李文和一夜之间成为了全美家喻户晓的“中国间谍”,被迅速解雇、关押受审。

然而,经过美国国会四十余场听证会、司法机构278天的审判,依然没能找出定罪的证据。最终,李文和与检方达成协议,承认59项罪名中最轻的一项,被当庭释放。

围攻TikTok:重新上演的“李文和事件”
李文和获释走出法院

在这个过程中,美国的大型媒体、国会议员和司法系统轮番跟进,参众两院的各类委员,从情报、武装到银行甚至住房委员会都想方设法参合一脚。李文和后来在传记中讽刺道:华盛顿的每一个政客都想展示自己如何协助政府抓住了一个间谍。

虽然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,但各方势力在这个过程中,收获了无比丰厚的回报。

1999年4月,普利策奖公布获奖名单,“国家报道”(National Reporting)的奖项颁发给了纽约时报,并点名表扬了李文和一文的作者Jeff Gerth。

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上级单位——能源部长比尔·理查森一鸣惊人,成功跳槽到了新墨西哥州州长。

最大赢家当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·考克斯(Christopher Cox),他借李文和案拼凑了一份长达700页的《考克斯报告》,其中一些内容让人哭笑不得,比如“有3000家中国公司和10万名留学生从事间谍工作”。上文中的比尔·理查森看完都忍不住吐槽:“报告读起来像是推理小说[6]”。

凭借“国家安全”这张好牌,考克斯一跃成为华盛顿当红炸子鸡。

1999年,美国成立了加强多边出口管制研究小组,考克斯当仁不让做了领导。此后,考克斯继续在国土安全特别委员会主席、美国证监会主席等岗位鞠躬尽瘁,一时风头无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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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的考克斯(右)与美国总统里根

相比巨大的回报,各个参与方付出的代价几乎小到忽略不计:

李文和被释放后,得到的是美国政府89.5万美元赔偿,“用于支付诉讼费用和有关税金”;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、《洛杉矶时报》等5家媒体机构以侵犯隐私的罪名,支付了70多万美元的赔偿。

李文和与TikTok在不同时空有着奇异的耦合:比如两者都处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时期,两次时间都临近大选年。同样,李文和是不是间谍,TikTok是不是威胁了国家安全,其实无人在意。

当“中国”成为一个全民议题,对华盛顿的政客来说,这就是不能错过的风口。

如今华盛顿流行的无所不用其极的“焦土式”政治斗争,其开创者和代表人物是《考克斯报告》的幕后主使、著名鹰派牛金贵(Newt Gingrich)

1994年,牛金贵带领共和党在两院大胜,时值冷战结束,装备精良的美军只能拿索马里和南斯拉夫这种国家练手,庞大的政治体系需要一个新的政治风口,牛金贵挥舞起了“反华”的大旗,考斯克正是在他的授意下组建了“特别调查委员会”。

虽然在1998年,牛金贵因为婚外情丑闻被迫从众议院下台,但凭借任上积攒的政治声望,牛金贵先后担任政府顾问、创立政策智库,持续发光发热。

2023年的民调显示,53%的共和党选民希望他重掌众议院[18]。

围攻TikTok:重新上演的“李文和事件”
2024年1月,牛金贵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:“现在是美国最危险的时刻”

当“中国”这个宏大议题叠加“李文和”或“TikTok”这样的活靶子,就如按下开关,机器的所有齿轮便自发地咬合运转起来。“TT正在流行打老师挑战”这样的假新闻[20],就由共和党御用公关公司Targeted Victory(瞄准胜利)一手炮制。

两者的不同在于,李文和可以在风波之后迁居,和家人深居简出。后来还出了本书,书名叫《Computational Method for Nuclear Reactor System》(核反应堆系统的计算方法)[7]。

但TikTok这个庞然大物,在立法机构强势进场后,显然已经无路可退。

无需动员的集体行动

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,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

在美国,相似的假想敌叙事,套用相似的一套反应模式,在不同时期、不同主体上发生过无数次。参与其间的各色人等大概可以分成三类:

1.媒体吹风,通过各类真假数据证据与文章渲染危机感。

1985年日美贸易战高潮,日本半导体产业对美国市场造成重大冲击,一位名叫熊谷独的日本人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份秘密材料,指认东芝公司向苏联出口大型铣床等高技术产品。美国媒体第一时间跟进,大肆渲染反日情绪。

2.议员跟进,在国会中发挥影响力,提案呼吁多方位施压。

东芝事件后,国会议员开始频频露脸,甚至在白宫门口当场抡锤砸烂东芝收音机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直至日美贸易摩擦最激烈的时期,众议院涉及日本的听证会数量达到231次,比1976-1980年多出110次。

3.司法立法机构下场,落实制裁与封禁细则。

东芝事件的结局,是东芝集团所有商品被禁止向美国出口2到5年。日本向美国出口的三亿美元的半导体产品被课以100%的惩罚关税,被迫签订《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》,单方面向美国开放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。

而TikTok得到的待遇更是前所未有高规格。3月13日,美国众议院对《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》(H.R. 7521)进行表决,以352比65的优势通过了该法案。

如果拜登在法案上落下签名,TikTok不能彻底剥离,那么它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法律正式封禁的互联网产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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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宫门前砸东芝

机器的每一个零部件都会自发行动,因为失去“假想敌”的后果异常严重。关于这一点,美国工业与安全局(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,简称BIS)可以说深有体会。

冷战时期,BIS曾担任对苏联出口管制的桥头堡,每年处理多达10万个出口许可证。

然而伴随苏联解体,BIS许可证数量减到每年1万个,荣登预算最少的的联邦部门之一。2022年,BIS拿到的的预算略高于1.4亿美元,大概是一个爱国者防空导弹连成本的八分之一[8]。

2022年10月,BIS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公司长达139页的文件,一下成为了全球焦点,芯片也成为了BIS的核心工作指标。

他们终于再次忙碌起来,滚动更新一份超过660页的贸易实体名单——当然,初衷肯定是为了国家安全,跟预算没有关系。

部门领导马特·博尔曼目标非常清晰:“我们把100%的时间花在对俄罗斯的制裁上,另外100%的时间花在中国上,还有100%的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。”

当“假想敌”如此有市场时,它就不可能消失。

尾声

一个产业的竞争可以局限在公司和商业层面,但当无数个产业开始你追我赶,就自然而然进入了市场与制度失效的暧昧领域。

围攻“假想敌”的故事不是第一次,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当然,不论事情如何千变万化,聪明人在每一次天平变动中都能找到合适的筹码。

这边拜登准备签署禁止法案,另一边他的连任竞选团队在2月火速注册了TikTok账户,试图提高对年轻选民的吸引力。

隔壁的特朗普在上一个选年高举“反TikTok”大旗,签署行政令要求TikTok卖给美国公司。但这一个选年,从未注册过TikTok账号的他反而调转了炮口,把“人民的敌人”头衔转赠给隔壁Facebook:

“如果除掉TikTok,那么Facebook和扎克伯格的生意会翻倍。”

特朗普可不是多么喜欢TikTok,他只是想等到自己的任期,想办法把这块肥肉留给自己的老朋友: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·埃里森。

用《老无所依》里的一句话说:是的,这世界确实没有道理可言。

文章来源:远川科技评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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